此时，中央红军正渡河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
话再说回来，留居上海的潘汉年突然收到了冯雪峰的电话，告之去陕北的交通已经到达上海。今晚就来他的下榻处，具体安排去陕北的行程。他放下电话，分外激动地在房间内快速踱着步子，盼着这位交通快些到来。
大约在晚间9时的光景，潘汉年的卧室外传来信号似的敲门声。他三步作两步地走到门前，打开屋门一看，大吃一惊，遂禁不住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