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著作，如《关于修辞与美德的对话》（Dialogue on Rhetoric and the Virtues），主要在查理曼与阿尔琴之间进行，其主要内容涉及查理曼日常政务方面的文件事务等的讨论，以使这些官方文书更符合语法规范。《论辩论法》主要是对以往一些经典作家如卡西奥多鲁斯、波伊提乌、西塞罗等人作品的汇编，以此作为教学的材料。同时该著作也探讨一些形而上的富于思辨的问题，如他对哲学进行了定义，他认为：“哲学是对自然的探究，是对人类事务和神性事务的学习，因此这对人类来讲是可能的。”另外在《促进青年智力发展的一些问题》中，阿尔琴列举了53个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一些十分有趣的内容，如求从1加到100的和、渡河等方面的问题。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阿尔琴不时引入幽默诙谐的语言，从而使整个氛围变得较为宽松、活泼。
不容置疑，以现代思想创新的标准来加以衡量，阿尔琴的思想无疑缺乏原创性，缺乏在传统基础上的新的思想的创新。但如果把阿尔琴置于西欧7—8世纪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衡量，阿尔琴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当时的西欧教俗文化和以后西方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他在一片文化荒漠中扮演了一个薪火传人的角色，才使西方文化不至于出现真正的“断裂”，从而延续了文化的传承，保证了西方文化得以一脉相传的内在文化精神逻辑的一致。他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对古典文献的收藏与保留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些散落于不同修道院里的古代典籍，构成了后来文艺复兴的主要精神来源和物质支撑；他对教育的重视使一个较为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得以在查理曼帝国建立，培养出了一大批承担文化建设重任的文化传人。通过他们，整个西欧逐渐从文化的低谷中走出来，而迈向文化的复兴与鼎盛；通过他们，地域上也从单一的查理曼帝国向整个西欧大陆延伸，出现文化普及的新趋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教会学校的主要支柱，阿尔琴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查理曼请阿尔琴对高卢人进行教育……而威塞克斯的阿尔弗烈德则派人到高卢请学者到英格兰进行再教育。”这既是对阿尔琴在文化传播方面所做贡献的肯定，也是对阿尔琴在查理曼帝国文化成就的褒扬。对于阿尔琴的巨大的文化贡献，基佐曾有一个全面的评价。他认为阿尔琴“是修道士、副主祭、当代教会之光，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学者、一个杰出的文人。近代思想长期以来产生的这两种因素，即对异教文学的支离破碎的印象、古代习俗、教会和对它的赞美、爱好、歉意（我如此称呼它），与对基督教信仰的诚挚、对探测其奥秘和保卫其势力的热忱，终于在他的身上开始联合起来了”[95]。这就是阿尔琴的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