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这里不妨顺便提及的是,这样的玄想思辨生产出来的知识还往往注重所谓的体系,一如苏联模式的教材追求完备的体系。我们认为要警惕这种体系性的写作。这一点已被不少学人指出。有学者曾以文学理论发展为例反思道:“所谓‘发展’被理解为建立一个准形而上学体系,它隐含着对理性、现代性问题的黑格尔式解释。这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方式不同,也与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向不同(反本质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无法有效地吸收这两种精神营养。进一步,问一问,谁需要这种体系的知识?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干什么用的?它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并被体制化的?这种体制化的结果是否影响、限制了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思考?这只是一部分理论家的需要,还是实际历史中的文学研究实践的需要?体系化,意味着已经有一个成熟的东西存在了,已经有一个生动的、具有生命力的、对话语实践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存在了。体系化不是理论家的任务,它从来不能带动理论的‘发展’。一种部颁标准教科书的要求不能成为理论家发明创造的要求。”参见靳大成:《研究文学理论,为什么要反思学术思想史?》,见王晓路等:《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101~102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非常庆幸的是,晚近学人著书立说,往往很少是体系化的著作,更多是“论文集”。这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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