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年间文化“丕变”,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归结。北宋前期文化思想基本是沿着原有路数向前运动。文化上有过大总结的壮举,太宗、真宗朝完成四大部书的编纂,这就是《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以及《册府元龟》一千卷。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首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首任,奉命与杜镐、孙奭等校订群经义疏。经书义疏完成后,雕版达十余万版,可谓是右文盛事,但文化上表层辉煌不足表明文化发展,它只能是标志旧经学终结。经疏的整理,一方面为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作准备,另一方面,这种繁琐僵硬的“疏不破注”的“死”,有待突破。
事物总是在相互联结、相互矛盾中向前发展的,旧的事物中孕育着新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新生事物便会破土而出。唐中期以后,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从更深理论层次上认识历史、社会,观察历史前途。北宋前期,有的学者已经不满意疏不破注的治经路数,有的要求以新的一家之说,发明经义;有的学者在“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还有的学者,主张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提倡会群经以论治国之理,等等。凡此,都表明了当时出现一股思潮,不满意注疏之学,不满意文献的简单的整理汇编,要求突破旧的学术格局,熔铸出新的学术,孙复说:“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