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曾国藩在这里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期间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是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呢?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了一些,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现代人说,人改变不了环境,就要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上,可谓恰如其分。
举止要重,发言要慎
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