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就是它。”颜祜庆继续说,“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公社领导能出面支持我们办厂,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儿的积极性挺高的,厂子很快重新动起来了。
公社这时也要求我们安排了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家庭的人进厂,算是交换条件吧。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厂干得很不错,股东们劲头很高,再次出资扩股,增加了流动资金。时候一长,我们觉得有些亏了,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维庆帮助聘请了一位上海小青年当我们的业务员,让他专门负责跑业务。产品也由单一的账册螺丝,到加工些其他产品。那阵子我们几个股东热情可高呢,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厂,就等着汇款早点进账,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砸在我们头上:一是有人又指责我们是‘地下工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黑厂’,要坚决铲除。汇来的货款因为厂里没有账号,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给我们跑业务的那个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干民兵半夜抓走了。这样,厂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让再开了。”“我们不仅没拿到汇款,连手头买货的发票都没法报销,我损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声瓮气地插话道。
“林友泮他损失最多,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块。我们几个股东的损失也大呀!那时大家都穷,谁有几千块钱是了不得的事。本来我们几个凑的钱办厂,现在一下被查封了,损失惨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