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这里不妨顺便提及的是，这样的玄想思辨生产出来的知识还往往注重所谓的体系，一如苏联模式的教材追求完备的体系。我们认为要警惕这种体系性的写作。这一点已被不少学人指出。有学者曾以文学理论发展为例反思道：“所谓‘发展’被理解为建立一个准形而上学体系，它隐含着对理性、现代性问题的黑格尔式解释。这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方式不同，也与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向不同（反本质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无法有效地吸收这两种精神营养。进一步，问一问，谁需要这种体系的知识？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干什么用的？它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并被体制化的？这种体制化的结果是否影响、限制了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思考？这只是一部分理论家的需要，还是实际历史中的文学研究实践的需要？体系化，意味着已经有一个成熟的东西存在了，已经有一个生动的、具有生命力的、对话语实践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存在了。体系化不是理论家的任务，它从来不能带动理论的‘发展’。一种部颁标准教科书的要求不能成为理论家发明创造的要求。”参见靳大成：《研究文学理论，为什么要反思学术思想史？》，见王晓路等：《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101～102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非常庆幸的是，晚近学人著书立说，往往很少是体系化的著作，更多是“论文集”。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