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洛阳实验区的顺利筹备，理事会在该届年会乐观提交“请由本社联络南京市政府与安徽省政府协商开办南京及黄山二实验区案”，大会决议通过，“理由改为本社已发起设立洛阳实验区，以后应即继续推广，兹先择定南京黄山二处酌量进行”。[146]此外，陕西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馆长刘宰国提议社教社与陕西省教育厅、经济委员会合作办理民教实验区，“作村单位之实验，由本社负担设计策画事宜，陕西教育厅负担实地推进事宜，经济委员会负担经济筹划事宜”，因该案“交到较迟，未付审查，一并交理事会酌量办理”。[147]会后，理事会积极推动，并将“南京及黄山二实验区开办”列入社教社二十三年度社教进行要项中。[148]可惜因种种条件限制[149]，以上提案未能如愿设立。
花县实验区是第四届年会直接推动的结果。1936年1月7日，假国立中山大学大钟楼，社教社召开第十三次理事会暨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有“本社拟与教育行政及学术机关在广东设立实验区案”，会议决议如下：“公推金曾澄、萧冠英、崔载阳、徐锡龄、梁漱溟、俞庆棠六位先生组织委员会，研究具体办法，由金委员召集”。会后发布《合办实验区办法》，初步确定了实验区名字、实验主旨、董事会组织、实验区组织、选址标准、经费、进行步骤等内容。有鉴于社教社第十次理事会通过有关实验区经费决议[150]，该办法中特别指出“开办费由社担任，经常费由中大及教厅互商分担，区主任一人薪金由三方分担”[151]。正因为会前有此决议，与会期间，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广东省政府代表金曾澄代表教育行政、政府，均发表了热情洋溢、有很强针对性的讲演，如黄麟书就政府难于兼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同步发展的困难，对社教社政教合一的理念和工作进展寄予厚望：“现在，社会教育社诸位先生能够热诚的发动起来，把自己的力量，贡献到社会教育上头与政府分工合作，这是非常之难得的事情。各位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据俞庆棠先生的报告，成绩很好，兄弟负责广东教育行政之责，同时也奉教育部之命到来开会，很希望中国社会教育社诸位先生和教育当局一同努力，把中国的教育问题做一整个的解决，应用民众的力量来救当前最危险的国难。”金曾澄作为理事会公推的实验区组织委员会召集人，作为新加入的社员，对年会在广州召开的意义高度肯定：“这次贵社好几百位社员来广州开盛大的年会，我相信，不只是广州市一百几十万的市民将受到很好的影响，就是全省四千万的民众，也将受到很好的影响。广东方面虽然也很注意社会教育，但是并没有多大的成绩。我很希望诸位社会教育专家对于本省社教事业，加以批评、指导，使本省的社教事业，能有更好的成绩。”[152]国立中山大学作为一所“对于社会事业向表同情，而且一向努力于这种事业的大学”，为与会代表安排了罗岗洞广东省社会教育实验区（1932年创办）、该校与番禺区合办的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区（1935年1月创办）、黄婆洞中山大学模范林场以及蓼涌民众教育实验区等，为全国各地的社友提供了直面广东省社会教育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