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涉及这种原则性的问题时，我会立即站在反对男权的这一边。因此，如果说我的内在里也存在着一位男性，他也是个对女性尊重、具有同情心的男性，他不折不扣是由最富同情心的文学培养出来的男性。
当然，我们并没有因为激烈的争论而反目。于是，在争论之后，我们还是没心没肝地去吃了芽笼著名的砂锅粥，并且喝了啤酒。但回到主街上让我感觉好了不少，仿佛我又回到了正常世界，我发现我终究是个喜欢“正常”
的人。我已经看到了我想要了解的东西，而且确定自己以后不想再看到这种“景象”……现在，无论是我大学时代的那些“兄弟们”，还是这两位愿意陪我去芽笼探访禁地的朋友，都已各自成家立业，分散得天南海北，我已经有很多年不曾见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当年坐在那个空荡简陋的房间里闲聊八卦的年轻人，似乎一下子都成了别人的父亲，如杜诗中所写的“儿女忽成行”。他们那时穿着夹脚拖鞋在宿舍里东游西荡，仿佛无处可去的那双脚，如今穿着名牌皮鞋奔走在世界各地，去谈他们的投资和生意。这种生活是否更幸福了？我希望如此。但生活自有它的目的，这个目的不一定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