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插曲的实质，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尤以清朝的前几位皇帝为剧），几乎难以幸免的“意识形态恐惧征”的反应，而中国人的倒霉史、不幸史、掉脑袋史、不掉脑袋但像钱名士那样顶着一顶“名教罪人”帽子的不自由史，无不系于统治者的这一念之间。
明末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颙，字中孚，号二曲，理学名士，闻于关中，为陕西周至县人。他与孙奇逢、黄宗羲并为“清初三大儒”，又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共称为“关中三李”。他是一位重磅级的学问极高、品望极著的大人物，《清史稿》称他：“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难怪康熙如此高看，如此关注，如此当回事地，竟屈尊要到西安来会他一会。当时，陕西人一概呼他为“二曲先生”，这也是中国人喜欢以地名代替人名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周至这个县名，是新中国成立后简化了的。原来的繁体字，难认难写，但有讲法。水曲为“盩”，山曲为“屋”，他也就自号“二曲”。一个文人能得到家乡父老子弟的如此认同，能得到当时士林杏坛的如此敬重，自有其非同小可之处，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实说白了，康熙所戒惧的，也是百姓所赞赏的，一是他始终保持着虽不得不妥协但绝不阿附，不得不苟全但从不合污的清流身份；二是他始终保持着宁可清贫、不失节操，甘于淡泊、不求闻达的遗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