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认识真理呢？为什么人们对真理的关心更甚于对自我的关心呢？为什么人们只是通过对真理的关心而关心自我呢？我认为这触及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而且我愿意称之为西方的问题：西方的整个文化都围绕着这样一个认识真理的任务而转，而真理又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事情摆在那里，至今没有何者能够表明我们可以在这种关注之外定义一种策略。正是在认识真理这样一个义务的范围内，人们有时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反对统治的各种结果，而这种结果也许和真理的结构或承担着真理的各种机构相关联。用极其简单的话说，人们可以发现许多例子的：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生态”运动，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在20世纪才出现。这种生态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常常是和科学对立的，或者总是和以真理的名义所保证的技术相对立的。然而，实际上，这种生态学也谈论真理：人们所做的批评是以自然知识的名义，以生命过程的平衡的名义做出的。因此，人们并不是通过进行一种和真理游戏完全无关的活动而躲避真理的统治，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或者说以另外的方法进行其他的活动、其他游戏来逃避的。我认为在政治领域内事情同样如此。在政治领域内，人们可以从不合理的政治所导致的统治后果出发进行批评，不过却只能通过某种真理的游戏，通过表明其后果，通过表明还存在其他一些合理的可能性，通过告诉人们他们所不知道的有关他们的处境、工作条件和受到的剥削的情况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