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举三种形式，只是就历史理论在古代文献中的主要存在形式来说的，这里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
二、深入探索的连续性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又一个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的厚重，自然有自成体系的著作传世，显示出理论上的分量。然而，它的厚重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的累代相传，历时既久而探讨愈深，从而形成了一些理论的“重心”。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发展上的这一特点未曾十分关注，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连贯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领域。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视角，就不难发现，前人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究是带有连贯性的；而这种连贯性的生成和发展，把历史理论不断推向深入。
这里，我们可以举兴亡论、君主论、封建论等一般理论层面上的几个问题来做简略的说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很早就有关于君主的评论。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六主”[6]，即六种类型的君主的见解，可以认为是比较系统的关于君主的认识。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论》，多用比较之法，纵论君主优劣，对唐朝以前的历代君主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君主论”专书。其后司马光撰《稽古录》，提出人君的“道”“德”“才”三者应有的准则[7]，是从正面阐述了关于君主的理论。北宋王钦若等人编纂的《册府元龟》，其“帝王部”含81卷，分128门记君主事，是揭示君主和君主现象的综合性撰述。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篇对君主的产生及其作用进行分析、批判，把古代的君主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