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观之，黄侃、刘永济把刘勰的“原道”误读为道家的“自然之道”，似乎是不妥的。但我们若是把黄侃、刘永济之论，理解为他们对于“文原于道”的一种独到理解，给我们以更广阔的想象，这又有什么不妥吗？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说，刘勰的“文原于道”，乃是儒道互渗之道。
我这样说，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刘勰受晋代以来的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哲学的一大观念，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结合。如东晋袁宏在其所著的《后汉记》中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11]就是说，名教本于自然，自然规定了名教的说法。刘勰可能以玄学思想为中介，把儒家的名教、君臣、父子与自然之序联系起来思考，把他的“道”置于儒家与道家之间，这里既有儒家的孔孟之道，也有老庄的自然之道，是两家之道的接洽、牵手和互渗。实际上，从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看，儒家的“还宗经诰”的思想贯穿始终，而道家的“虚静”“澡雪”“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和“无务苦虑”的思想也时隐时现地贯穿始终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文原于道”的“道”理解成“儒道互渗”之道是更为符合刘勰的思想实际的。我一直赞成对生活对书本的解释都是可以亦此亦彼的。有人会说我的说法是相对主义，我则理解为事物都是“悖论”式存在的。事物的存在常常是这样，又常常是那样。特别是在事物的矛盾发展存在和运动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定于一尊的。刘勰的“文原于道”的“道”在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之间，而不必定于一个来源，也许是更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