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与理想史观相对峙者为唯物史观。其以生产工具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狭义的唯物史观，其以经济制度(包括生产条件，如土地、资本之所有者，与直接从事生产者间之一切关系)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广义的唯物史观。然二者皆难成立。吾人并不否认生产工具(如耕种、罗盘及蒸汽机之发明等)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文化之其他各方面恒发生根本之影响。惟史实所昭示：许多文化上重大变迁，并非生产工具上之新发明，或经济制度上之改革为其先导。关于前者，例如欧洲农奴制度之成立，唐代授田制度之实行是也。关于后者，例如佛教在中国之兴衰，晋代山水画之勃起，宋元词曲之全盛，宋代理学及清代考证学之发达皆是也。其实类此之例，可列举至于无穷。
对于第(二)问题(文化之变迁是否为文化以外之情形所决定)亦有两种重要之答案。在文化范围外而与文化有密切之关系者，厥惟地理环境与个人材质，二者均尝为解释文化变迁者，所侧重。然地理环境中，若地形、地质，是有历史以来，并无显著之变迁。其有显著之变迁，可以文化上之变迁相提并论者，只有气候。以气候解释文化变迁之学说，可称气候史观。以个人之特别禀赋解释文化变迁者，可称为人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