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来的。“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干”,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私人的书多”。为什么呢?要知道做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连“孤桐先生”的藏书也未必够用。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就以‘四书’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短短的一部‘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种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