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阶层家庭。父亲让－巴浦蒂斯特·萨特是海军工程师。在萨特1岁零3月去世。四岁时萨特由于角膜翳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母亲是安－玛丽·萨特（婚前姓史怀哲）在萨特父亲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法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里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而据说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
萨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学校上学，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最低年级是10年级预备班），但很快以基础太差而被要求从10年级开始就读。祖父则在一气之下让他退了学。请老师在家给他上课。这使得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年。10岁萨特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3年后，他又随外祖父重新就读亨利四世学校。在就读了2年后家里让他转到了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可能要好。不久萨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的戏剧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巴黎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1929年，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Le Havre），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
1933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象》，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
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萨特将它定名为《忧郁》，起初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绝。后又几经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社终于又重新接受了这份作品。但名字建议改为《恶心》（Nausea）。1938年4月，《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虽然不是特别畅销，但评论界反应不错。
在小说《恶心》出版之前，萨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几个短篇的约稿，于是《墙》、《艾罗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继发表。而《房间》和《亲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玛出版社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墙》等其他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合在一起，作为小说集《墙》出版。这本小说集非常受欢迎。萨特也真正的开始有名气起来。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萨特在波尔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点集合。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成了气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观测到的风向通知炮兵连。其他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1940年6月21日，萨特随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时被德军俘虏。那天是萨特35岁的生日。在萨特被俘几个小时后，法德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这种偶然性和荒诞戏剧般的在萨特身上重演。萨特开始被关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的巴卡拉。8月中旬时，他们被运到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战俘营期间，萨特读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组织了话剧《巴理奥纳》。最终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为理由，使德军军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并逃出战俘营。萨特回到巴黎后创办了一个抵抗组织，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起初萨特想和其他抵抗组织联合起来，但却被当作是是德国奸而拒绝。1941年萨特解散了这个组织。但在这两年后萨特又获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组织，为《法国信使报》和《法兰西文学》做工作。
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个叫弗洛的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职业哲学家都关注着这本书。但《存在与虚无》从一开始就难以被学术界正统权威所接受。他们觉得这本书过于离经叛道，不能入哲学的殿堂。这本书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使得存在主义成为五十年代最具影响的思潮。而这本书也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
战争期间，萨特还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第一、二卷。书名最初定为《魔鬼》，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并在“二战”结束前陆续成了这书的第一卷《理性时代》（又译《懂事的年龄》或《不惑之年》）（L\'Age de Raison）和第二卷《延缓》（又译（缓期执行）（Le Sursis）。小说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精神状态，但重点却描绘主人公他的情妇如何支配他们的自由：她是否应当流产，他是否要与她结婚。小说的前两部于1945年9月出版。第三部《心灵之死》（又译《痛心疾首》）（La Mort dans L\'ame）则于1949年发表。第三部中明显的政治和哲学色彩变得重起来。使这小说的续集不是很成功。《痛心疾首》是萨特在抗德胜利之后创作和发表的，期间萨特在思想上、政治上、伦理上、与苏共和法共产生了分歧。他试图建立第三政治势力（革命民主同盟）的努力遭到失败后，不得不与法共既联合又斗争，思想上充满矛盾，政治立场暧昧不明。他的小说原构思为布吕内和重伤复员的马蒂厄联手领导战俘一起走向巴黎解放，共奏自由的凯歌，所以原题名《最后的机会》。但赞尼事件使他对法共极为失望，小说无法继续，戛然而止，只得将《最后的机会》更名为《痛心疾首》，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自由之路”。
萨特对创造戏剧也充满兴趣，在这之前他只在战俘营写过《巴里奥纳》。1943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苍蝇》（Les Mouches）的剧本。本个剧本是为了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也是为了萨特当时一个叫奥尔加的情人。奥尔加当时在学演戏，希望萨特能为她写一本剧本。《苍蝇》取材于古代传说，但萨特对这个传说作了改造。剧本通过了德国的审查后在6月首次上演。演出得到了好评，并让奥尔加开始出名。但德国很快查觉了这部戏的含义，不久后便停止了演出。这次成功使萨特倍受鼓舞，并开始构思新的剧本。1944年，萨特的新戏《间隔》（Huis－clos，又译《密室》）公演。这部戏只有三个演员，同时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大致情节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次演出大获成功。戏剧中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之一。萨特甚至被邀请作了一个关于《间隔》的演讲。而后萨特又创造了一些戏剧。包括1946年《死无葬身之地》（Mort sans sépulture，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1946年《毕恭毕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或译《可敬的妓女》曾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1948年《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1951年《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3年《基恩》（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1955年《涅克拉索夫》1959年《阿尔托纳的死囚》（Les Séquestrés d”Altona）。
在传记小说上，萨特于1944年完成《波德莱尔》（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52年出版，该书原为让·热内一本书的序，完成时却长达578页。成为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特主编了评论杂志《现代》（Les Temps modernes）。编辑部成员有Beauvoir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米歇尔·莱里斯、梅洛庞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而后萨特开始被人称为存在主义者（萨特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后来则开始接受）。并开始越来越出名，1945年10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讲。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些基本观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我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宣称如果世上没有上帝，至少还有一个存在，一个先于本质的存在，一个在它可被任何观念定义之前便已存在的存在，这个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萨特引用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称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而这时期，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并提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的口号。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萨特试图论证散文较之诗歌而具有的优越性，并提倡一种对作者与读者皆属自由行为的实用文学。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
50年代初期，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发生的罢工失败对萨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写并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试图说明共产党和工人间的关系，分析造成罢工失败的根源。文章分成三个部分，而到最后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萨特新的政治立场虽然得到编辑部大部分人的赞同。但仍导致一些人离开了《现代》杂志，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1952年，阿尔贝·加缪的《反叛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另一说是《现代》杂志的一个叫尚松写的关于《反叛者》的评论文章惹怒了加缪。而加缪却把这篇文章归罪到萨特身上。）
1954年5月，萨特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发表了后来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讲话。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在中国，除几个法国文学专家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萨特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
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萨特谴责了苏联军队和对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并与共产党决裂。但在政治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现代》杂志匈牙利问题专期，萨特写了《史达林的幽灵》一文反对苏联干涉。但他又认为，苏联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1954年萨特公开反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支持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并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因为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又被称为“121人宣言”）上签名。同时又发表“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的讲话。因此被当局指控为“有害于国家安全”。1960年2月下旬，在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主编的邀请下萨特和波伏瓦访问了古巴，称赞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并感叹“这是革命的蜜月。”1960年8月，萨特和波尔伏应邀访问巴西，在里约热内卢大学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受到了巨大的欢迎。但也同时使得萨特被视为叛徒和法国之敌。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萨特回法国后不久就遭到了起诉。但因为其影响力而不了了之。之后萨特不断受到暗杀的威胁，但仍然坚持自己立场，并亲自上街参加游行和静坐示威。
1960年萨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第二部分则一直没有完成。萨特认为这本书讨论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后又抛弃了的地方。有人认为这是萨特试图使用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阐述其可行性。因此萨特被视为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萨特晚年时，他又否认他这本书属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只是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自传性小说《词语》（Les mots），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标志着萨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上来，萨特在这本书里描述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欠出版社一笔钱。1964年萨特因为《词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最终获奖。但萨特拒绝领奖，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领奖是因为它把作家和文学分为等级。
60年代，美国介入越战，萨特坚决反对越南的战争。并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法庭。法庭的名誉主席是伯兰特·罗素。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发表谈话，称苏联人为战犯，表示与苏联彻底断绝关系。他的原本暗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剧本《苍蝇》《肮脏的手》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对苏联占领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热烈的欢呼。1968年5月法国大学发生了骚乱，反对越南战争和学校的规则。萨特与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大学发表演讲。5月风暴过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参加了无产阶级左派所出办的报纸，并上街散发。1973年，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Libération左翼最大报纸，法国第三大全国性日报）的主编。
70年代初，萨特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此时他正写《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973年萨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他的生活由西蒙·波娃和他的养女来照顾。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去世。他的“终生伴侣”西蒙·波娃（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权主义者，著有《第二性》）在萨特去世后，以萨特最后10年生活为基础，写了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和萨特的书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海狸是萨特对西蒙·波娃的爱称。）
日常生活中萨特喜欢看电影、听爵士乐，他还经常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里写作，他一生保持着这个习惯。他平时的生活放荡不羁。尝试过迷幻剂和安非他明。他常常住在朋友家里并与很多女性有过暧昧关系，其中很多女性一直接受他在生活上的支助直到萨特去世。但同时萨特从未断绝同爱人西蒙·波娃的关系，他们互相订立著名的〝两年契约〞经常被扩期，尽管西蒙·波娃在1947年的美国之旅结识的美国作家艾格林，双方维持三百多封的“越洋情书”（Lettres à Nelson Algren）。西蒙·波娃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萨特是“左岸”知识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但后来却跟他许多昔日的老友发生争执，如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亚瑟·凯斯特莱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等。而五十年代积极的政治活动，又使他赢得了“世界良心”的声誉。同时萨特最终也没有得到学院派的承认，他是法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声名如此显赫而除了在中学执过教却从未进入高等学府正式任教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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